“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
不知道算什么，或许可以算读书笔记，也可以什么都不算

很偶然地，前几天重新翻到2011年在计算机课上看过的豆瓣帖子。帖主讲《最后一课》其实是个骗局，是都德强加的爱国主义煽情被中国人选入课本。论证的例子首先是历史，然后是“现在法国的学生根本不学这篇文章，好事的中国人喜欢跟法国人谈这篇爱国的文章，法国人都超级茫然”，“据说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没听过都德这个人”。最后总结陈词：“法国教材从不收录这篇文章，法国学生也不用学。而中国的好事者偏偏拿来教育我们要爱国。”“文章中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 ， 这句话也欺骗了我们！”
历史怎样我查不清楚，虽然我也尝试过，但大家各执一词。只是“据说几乎所有法国人都没听过都德这个人”的论调让我满心怀疑。并不是因为我对都德和《最后一课》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也不确定法国人究竟知不知道都德。但是一个如此大范围的论断却以“据说”开头让我觉得很不可信。更何况“没听说过”并不代表不重要。学中国文学史的中国人会了解到许多此前毫无印象的作家作品，比如白薇的《炸弹与征鸟》，而没学过这方面知识的中国人或许一生都不会有所耳闻。
课本或主动或被迫地要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选用《最后一课》作为中国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文本，当然是为了让学生和都德笔下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们感同身受。前几年人教版教材将《最后一课》替换为陆定一的《老山界》，这是一篇讲述红军长征过瑶山的文章，提到瑶民母女对红军到来的喜悦和对广西军阀的控诉。从外国到本国，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似乎越来越实在了，特意选择专事宣传工作的陆定一和少数民族题材的文章，目的也昭然若揭。网友讨论这篇文章和《最后一课》哪篇更好，结果几乎毫无争议，大家一边倒地选择了《最后一课》，但也不愿把话说得太满，于是给《老山界》入选找了很多理由，比如“教材应当兼顾少数民族学生”。
好吧，好吧，但是还有一件中国人也不一定知道的事：作为中国人心目中爱国主义教育经典文本的《最后一课》的第一位中文译者是今天，特别是《觉醒年代》播出之后被大家骂得狗血淋头，恨“教材过度美化”的胡适。

1912年11月，《大共和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割地》的小说，也就是经胡适删节后译成的《最后一课》。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夏丏尊、叶绍钧于1935至1938年间主编，吕叔湘作序的《初中国文科教学自修用国文百八课》。翻阅这套教本发现，和文本配合讲解的有文学理论，比如“小说的真实性”、“暗示”，也讲写作文法，比如“动词的时”、“镶拼”。这些在今天的语文课上大多成为答题的套数，不再是实用的阅读和写作技巧，甚至需要系统掌握的理论也都拆得零零散散，夹杂在随机出现的阅读理解中。至于有针对的写作训练就要看老师有没有兴趣对学生进行提点，否则也不过是学会写模板，然后让大家以为这就是写作，不适应模板就要被淘汰。
如果夏丏尊、叶绍钧、朱自清、丰子恺等人能复生，看到今天的语文教学大概又要背过气去。20世纪20年代初，这群青年人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开展的教育实验和他们的文学写作构成了奇妙的回响，被后人称为“白马湖作家群”。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影响，春晖中学实行工读，教师在田间劳作，学生也参与其中，并且教师希望自己的工作不仅影响到学生，也能影响到当地农民。1922年12月，吴觉民在校刊《春晖》第4期发表《对春晖中学的几个希望》，提出办学建议：
1.造林，
2.畜牧与养鱼，
3.模范的种植，
4.试办农民银行
5.对于农民的教养。
说到教养农民，他举美国的“Moon Society”为例，提倡可以在农闲时节的夜晚与农民一起娱乐。这样读书与实业并重的教学，在今天看来几乎不可思议，不要说老师家长，就是学生也觉得又要读书又要劳动，还要兼顾玩耍，哪有那么多时间让人忙得过来。然而当时主管学校事务的夏丏尊与训育主任匡互生却积极提倡劳动教育，匡互生甚至试图开设农科，办一个农场。不过最后并没有成功。按照叶绍钧在《夏丏尊先生》中简略的说法，校长经亨颐兴趣转向从政，理念不合，于是夏丏尊离开了春晖。有学者认为经亨颐不提倡劳动教育也是原因之一。匡互生的农场设想也很快废止，直至后来在上海立达学园实现。
在小说《苦菜》里，叶绍钧写到“我”与农民福堂的隔膜。“我”以种地为乐，福堂以种地为苦。“我”见福堂不愿劳作，还责怪他懒惰，最终“我”明白了自己的劳作动机是理想化的想象，而福堂的劳作动机是实实在在的生存。这篇小说无关劳育，但也暗示了把劳作浪漫化、单纯化的知识分子提倡的劳育理念很可能是注定失败的空想。及至《倪焕之》，倪焕之对金佩璋提到学校即将开辟农场的时候，情绪是“有点激昂”的，他畅想着劳动把生活醇化、艺术化，“试想，运用腕力，举起锄头，翻动长育万物的泥土，那个时候的心情，一定会喜悦到淌眼泪”。然而这样的热情很快就被浇灭。学生劳作时挖出棺木，捡到死人骨头，大家才想起学校附近确实是坟地。流言如潮水般扩散，人们爱听不断膨胀的谎话，而谎话成了劣绅的武器，最终指向校长蒋冰如。
劣绅传播谎言是因为对蒋冰如的地位名望虎视眈眈，急于取而代之，而其他人传播谎言，甚至加一句“我亲眼所见”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他们也能因为学校劳育转变看法，是不是结果会有所不同？当然这的确太难了。
倪焕之热心的劳育终告失败，其他教育实践也失败，甚至最终他整个人都失败。这场失败未必没有叶绍钧等人当年在春晖的影子。只是相比起今日的教育，真不知道究竟谁更失败。夏丏尊认为不能因为写教育就认为《倪焕之》是教育小说，这是批评视角不同产生的看法。而我们今天的结论不仅把它划为教育小说代表作，还要上升到“小资产阶级理想幻灭”，“精神空虚，只会空想”，“不懂得与群众结合”。这样说的人大概是因为自我中心太久，连空想是前身的事都忘了。
春晖不要劳，是因为经亨颐明确办学方针是“德智体美群”，群是为以朱自清为主导的群育，是对怎样建设社会的教育。“德智体美群”的说法，台湾仍然在用，也真的在探索。我们虽然早就是“德智体美劳”，但几代人都没怎么劳过。最近在小学开烹饪课或许是准备重拾的意图。小时候上劳动课，大家做了一次彩纸扎花，后来这课就用来自习。至于劳动本身，每周玩闹式的大扫除是仅有的实践时间。
劳被抹去了，也并不用群来填补，于是我们的劳与群都空缺。

1924年朱光潜27岁，在《春晖》发表《无言之美》，从子与子贡问答讲到美术、文学、音乐、雕塑，讲无言之美如何形成，又如何欣赏。后来的回忆里，他说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夏丏尊和朱自清认为他可以作说理文，劝他走这条路，结果这篇文章竟然成为他终身志业的开端。因为写得明快晓畅，在当时也是学生喜欢的读物。白马湖作家一边探索写作的职业化，一边教学。他们把散文尤其是小品文看作十分重要的创作内容，认为少年人写文章不应该追求晦涩深奥的说理，也不应该套假大空的公式。夏丏尊写《教学小品文》，选了几篇学生的小品文习作，大约一二百字的文章已经很有生活的意味，而这样的意味又是从老师“观察生活”的要求里结出的。有个叫汤冠英的学生写自己本来想写点什么，但因为不知道写什么好，又去赶苍蝇，最后什么也没写成。这段小文写得真挚细巧，还含着一个或许作者本人也没意识到的可爱的吊诡：“什么都没写成”这件事被写成了。
冯三昧《论小品文》：“抒写刹那印象，或者瞬间感觉，小品文真是至高无上的工具了。”小品文的形式与内容联结得如此紧密。他教学生写小品，往往以元曲小令为素材，短小形制一看即懂，懂了就写。他又说“作文之须观察，正如结婚之须恋爱一样”，那么从前被四书五经圣人立言遮蔽的文章就从灰尘中破开，眨眼观察世界，当然有话可说。不仅冯三昧，夏丏尊、陈望道、叶绍钧、朱自清，大家纷纷写文章论小品。小品文在春晖中学的推广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小品文之外，另一重美育实践大约可以概括为儿童崇拜。其中最热烈的就是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把几个孩子的优点说了个遍，又给自己做了检讨、反省，彻彻底底。《作父亲》讲孩子想买小鸡，自己作为父亲不知如何告诉孩子们，如何装成不想买的样子让卖小鸡的人降价出售。至于《美与同情》更是这种崇拜的集大成：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doll）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到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现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受了世智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消磨了。唯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外部即使饱受压迫，而内部仍旧保藏着这一点可贵的心，这就是艺术家。”
这样的崇拜并不限于教师，更渗透到学生。不如说，春晖中学的许多教师是从学生到教师，与自己当年的老师共事。丰子恺在《悼夏丏尊先生》里回忆夏丏尊和李叔同的不同教育方式，说夏丏尊被他们学生称为“妈妈的教育”，李叔同则是“爸爸的教育”。学生有所意识，教师也确实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教导。夏丏尊翻译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说自己流着泪读完，觉得这本书不止儿童应该读，更可以作为普通读物让大家都掉一些泪。受《爱的教育》影响，夏丏尊和叶圣陶合写《文心》。但是与《爱的教育》侧重德育不同，《文心》是从智育切入，从如何学习中国文学讲到要成为怎样的人。周乐华退学去厂里做工，起初觉得委屈，后来认识到做工也是有用的事业，读书原本不必在学校。最后同学们毕业时还寄来了信，希望来看大家的毕业典礼。

写了这么多有的没的，其实只是因为在这个儿童节的夜里我忍不住回想百年前的少儿教育。我时常翻那时的教材，从幼童读本到中学生读物。觉得一百年前的人们在讨论的事、已经实现的事，今天已经被我们完全忘干净了。没有实现的事更是连提都不要提，而是搞什么“引领正确方向”的东西。那时候人们有空想，但也重观察，或者说空想其实和救助时弊分不开。新村主义在中国，首先是被周作人重视，但他的热情很快消退，因为他觉得做不成。真正去长期实践的是白马湖作家群，在春晖中学以及后来的立达学园。为了筹建立达，丰子恺卖掉自己在白马湖时期住着的，非常雅致漂亮的小杨柳屋。在春晖时，他开始画漫画，和其他人一起筹办“我们”社，画里很多杨柳屋檐的场景都来自他在白马湖的生活。郑振铎看了丰子恺的漫画，喜欢得不得了。而这样的漫画家当时分了大半时间给教材画插图，这些插图在一百年后依然好看。
我看着这些画，仿佛看着一些背影，在此刻还能望得见背影的时候。假如某一天连他们的背影都看不到了，那我们自己或许也难以成为比较完全的人，又还剩什么可以让孩子们去望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