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沙地会发出奇异的响声，这种现象称为鸣沙。鸣沙的成因仍待探究，法国巴黎市立高等工业物理化学学院科学家布鲁诺·安德列奥蒂和莱纳德·波恩尼奥认为，鸣沙现象是由上层运动的沙粒与沙丘下层固定的沙层之间摩擦而产生的一种弹性波所引起的。

一、
爸爸高考的成绩是全县第一，高出当年复旦分数线60分。然而知道分数的时候已经报完志愿。爷爷奶奶相信他，但为了求稳妥，最后商量下来报了南方的一所还不错的财经大学。
爸爸不是喜欢提起当年的事的人，他不讲那时没敢报更好的学校是如何可惜，先报志愿再出分数的政策是如何不合理。不讲自己差一点就去了上海，差一点就可以去更好的工作单位，差一点就没有我。更不会用这件事鞭策我，要我去弥补他的遗憾。甚至我都不清楚他究竟还有多少遗憾，是不是真的像看起来那样从来没有在乎过。他对这些我能想得到的，一个人经历这样的事可能会有的心理活动一概不提。他给我看当年抄歌词的本子，自己题诗词的扇面。他讲得更多的是校门口的拌米粉，小摊格外香的辣椒，夏天夜里在路上遇到蛇，空调夹板里匍匐着蟑螂。偶尔也讲起三十多年前那个春夏交接的时候，说起有的同学坐上火车北上，而留在学校里的人们也十分躁动。
我翻看爸爸当年的毕业纪念册，高中的，大学的。他的同学们字写得真漂亮啊，爸爸的字也很漂亮，难道那个年代人人都练字吗？大家都穿着白衬衫，皮鞋，男同学穿西装裤，女同学穿长长的裙子。看着那些毕业留言，不难想象大家快乐地交换照片，互相开着玩笑。

在我们这一代自发的抒情里，青春是大雨，是病。在我们的上一代人笔下，青春是大家共谱共唱的一支歌，轻快，悠扬，伴奏是吉他、口琴和口哨。如果要指定谁来唱，那么大家必然异口同声说：“邓丽君！”

二、
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了解当年更多。越来越多的照片，纪念碑，纪录电影，新闻时报，有的早就看过，有的是新发掘的材料。网络上有很多意见，人们认为大家看了学生倒在血泊里，被吓怕了，所以统治者达到了威慑的目的，但我从观察中觉得，亲历者未必觉得害怕，反而大多显得非常勇敢，这一点勇敢从他们日后的讲述中就能看得出来。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没有身在当时当地，从四面八方的信息渠道得来消息的旁观者。或者说信息传播本身就是这样，失去了用自己的眼睛鉴别的机会，即使是微小的恐惧也会在动摇中被迅速放大。

鲁迅《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贼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我想，坦克车也并不是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尽职尽责地杀掉每一个。
坦克车无感情，但亲自驾驶坦克车的人有。比如我看到照片，条幅上写着“中华脊梁宁折不弯！——正义爱国的解放军官兵赠”。还有一张是年轻人开车前往，他们坦诚、干净，引人注目，但我的注意力都在背景里一位模糊的路人，他在鼓掌。

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脱口而出“惯于长夜过春时”，格外顺口。这首诗我高中时背过无数遍。当时隐约知道什么，又不知道详细，仅仅能体会到难过又感觉得不真切。这种不真切感像冬天水雾遮蔽窗户，想看窗外时伸手去擦拭，不一会儿水雾又结起来。小时候我喜欢在水雾上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好像这样我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与心愿来观察窗外的世界。最喜欢画的图案是脚印，妈妈教我的：虚虚握着拳，用小指那一端的掌侧按在窗上，就画出了脚掌，再用手指去点出圆圆的脚趾。于是家里视线好的窗上布满了我按出的脚印。非常简单易画，就好像只要踏出这一步就可以看清一样。我从印迹的一侧看向窗外，就好像自己真的走在外面一样。

三、
陈冠中的《建丰二年》，副标题是“新中国乌有史”，大胆假设如果国民党统治中国会发生什么。小说时空穿插进行，最早是一九五九年的拉萨，最晚是一九七九年的北平。很多中国人也曾设想过“如果江山易主”，仿佛很担心江山的主人是谁，但无论支持哪一派，最后还是回归到“那么老百姓又能怎么样呢”。会习惯性分出“老百姓”，是因为大部分公民对自己有着天然的角色定位。这种定位有时很模糊，有时又很清晰，有时在模糊与清晰之间挣扎，挣扎时内心的摩擦发出刺耳的，甚至能把自己吓一跳的声音。
《建丰二年》的开头与结尾遥相呼应。讲述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相聚北平的“美丽台客情食堂”饭馆，商议中国的民主法制应如何发展。时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集会背景是“国民党一党独大，法理上是宪政，实质上是一党操控的变相训政，国家在中央层面还是专制政体”。不过建丰总统蒋经国上午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刚刚发表讲话：“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须继续向前进，绝不容许后退。”这一天还是联合国世界人权日。文中提到的名字都是实有其人，大家一查就知道是谁，有的被安排身在监狱，无法到场。
很巧妙，陈冠中在开头部分详写了场景，对话，人物关系。而在全文结尾时仅以两张“拘押四十三
名涉嫌未经許可超过五人非法集会的市民”的通告作结。通告分别是一张被否决的草稿和一张审核通过的终稿，两稿之间的差别也讽刺至极。
第一次读这篇小说的人总会觉得，看来即使是国民党执政，也一样会走上和今天差不多的老路。有人松了一口气，觉得那么今天的日子还过得去。有人则彻底绝望，不知道中国究竟归属于哪个政权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上海封城突然结束，无论是在意的还是不在意的，骂着过的还是忍着过的，似乎都很难回过神来，不敢相信这一切就这么过去了。我想很多人在不久之后就会忘掉自己心中曾经的怨气，更何况大部分人的怨也只是浅尝辄止，一边怨，一边还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可以骂政府，但不可以骂清零政策。这种巨大的分裂感还体现在封城期间很多人突然站起来了，从前在网上不敢光明正大讲出来的“反贼言论”，比如对政府的批评，甚至对执政党的控诉，那段时间都可以讲，控评也控不住。很多人表现出“幡然醒悟”的姿态，但他们真的明白过来了吗？我猜并没有，如果下一次事情不在自己身上发生，而是换了别人，他们还是要继续劝人忍耐，会产生一种新的话术“上海人都忍了两个月，你们忍几天怎么了”。
也有自己挣脱的汇贤居。朋友找到汇贤居居民自治的资料给我看：果然是由精英组成。也有高校学生抗议，但在校方满足要求之后学生转眼就开始夸赞校方体贴。“我们没要求的都给到了”，把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没退步”当成“进步”。比起这些，我始终忘不掉的是在家里饿死的老人，还活着就被拉去殡仪馆的老人，隔着门窗和志愿者警察据理力争的居民，被以消杀为借口杀死的宠物。以及无休无止的核酸，直至腐烂也没能到达大家手中的食物、药品。无论责任应该具体归属于居委、街道、社区还是市委、中央，事实就是谁也脱不了干系。

在医院陪床那段时间，每天早上有护士来为每个病人和陪护做核酸。我一边忍着不适，一边想：大概那些大人物们不觉得核酸麻烦，是因为他们就像这样，每天到机关单位坐下就会有人来做采样，根本不需要劳动自己去排队吧。
出院之后看到河南发文件称全省每隔2天就要检一次核酸，我更确定就是这样了。

上半年还没过完，已经悄无声息处理的除了纪念日、封城，还有飞机失事。天津的朋友告诉我，2015年天津爆炸事件的受害者家属仍未拿到赔偿。我们说起这件事时是2017。很多事都是这样悄无声息地过了，人的生命除了会被坦克碾过，更会被其他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碾过。人潮的重量和坦克相比也不会轻松多少。高中地理学鸣沙山，上层的浮动流沙，与下层长期固定难移的沙粒，摩擦时产生的声响成为人们观赏的奇景，而个中原因至今也很难厘清。我开小差想到这真是中国人命运的绝妙隐喻。人们用自己的一生堆起鸣沙山，越向下，声音越难以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