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右边抢夺,仍受饥饿。左边吞吃,仍不饱足。各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以赛亚书 9:20

“他们也要人的命,他们也治人的病,/ 治死的比治好的要多出百倍以上。”莱蒙托夫《魔王的宴席》

讨厌腹胀。比起吃得太多,更让我不得不注意到的是自己的焦虑难安。也是因为这种焦虑,我已经很久没有睡好觉。尽管很容易解释:你做出了选择,必然要承受这种选择的报应——已经沉重到不能称之为“结果”——不仅报应在心里,也时刻在身体上闪烁警戒。强迫自己瑟缩在最冷的房间,宁可光着脚受冻也不想穿袜子,喝很多热水取暖,又忍耐着拒绝起身去洗手间。一个人一旦迷上了名为自惩的快感,那十有八九,心里一定有什么难以直面,更找不到出口排解的恐惧。
我知道的,就像我知道这种还没有想好要写什么却已经忍不住开始写的行为,如同大致猜到结痂的位置还没完全长好就急着去揭,初衷是想要痛快,结局是给自己找不自在。但是反过来想,那点揭不动的皮肉也算苦中作乐。人为了作乐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吗?未必,越是单纯的作乐,越会事先慎重地权衡代价。但是为了苦中作乐,却可以一再容忍自己放开底限的水闸。

去年夏天我试图通过运动减肥。虽然体重并没有超标,但是我清楚脂肪在这具身体上已经占据了太多好位置,逼着人发困发昏,混混沌沌。妈妈和我一起。晚上在空旷的停车场附近踢毽子跳绳,早上又去还没完工的幼儿园操场继续,顺便调整作息。看到网友说自己刚开始跳绳,一次能跳一千个,我忍不住反省是不是自己的体质实在太差,就算咬紧牙关一次也只能坚持到一百二十个左右。小学时在操场大树下一口气摇一百个绳,不费吹灰之力,班主任露出欣慰的眼神,我自己也好高兴。现在给自己设定每天两千个的目标,对于减肥的目的来说并不多,可是跳一百个,我就已经想要打退堂鼓。我好累,不只是身体累,心思也无法活跃起来。我不适应日益肥胖的身体,被身体沉坠着难以活跃的大脑,连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里,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什么。
唯一活跃的是食欲。妈妈说你小时候就是像女明星那样,一口饭要嚼几十下,所以才一直不见长胖吧。于是我想起那段频繁请假打针的日子,护士们后来都认识我,也知道该怎样给我打针了,但是第一次见时她们握着我的手腕说这只有一层皮肤,不敢下针,把护士长叫来帮忙。扎好针后我只能躺在床上不动,因为稍稍活动就容易鼓包。冬春换季的时节,我躺在四楼的儿科住院部,病房大开着窗户通风,楼下花坛里开着桃花。其他小孩子在学校里吹着春风晒太阳,围着操场绕圈跑,而我身在离窗口最远的病床,只有在打完针增强抵抗力之后才敢牵起窗帘放春风进来。那个年纪的我确实吃饭很慢,同桌人都要等我吃完才能收拾。妈妈也很疑惑,怎么现在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像抢一样着急呢?明明在自己家里吃饭,也绝不会不够吃啊。
我说大概是因为我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要抢饭吃。

小学阶段我的午饭来自爸爸单位的食堂。单位就在学校对面,中午放学比下班早,我可以早早地去食堂排队,占一个好位置。那时后勤很有钱,食堂菜管够,多数情况下都会浪费一些,即使提前卖完了也会给没打到饭的职工开小灶。所以初中开学第一天我还是不知道“抢饭”的理由,看到别人都在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急。结果排到我时就剩一点菜汤和几块土豆,如果没有菜单都认不出这是土豆炖鸡块还是土豆炖牛肉。
阿姨给我的米饭浇了一勺菜汤,问我饭够不够。我说太够了。饭够了,只是没有菜。而我后面还排着二十多人,最后一个人可能连菜汤都没有。
食堂二楼是副食窗口,卖麦多馅饼,泡面,香肠和牛奶。除了馅饼,其他都很难卖空。所以我和朋友们估着出门时间,一旦遇到拖堂或者天气很差跑不动,就直奔二楼。午休时间有两小时,不过留给我们吃饭的时间并不多:十一点四十分下课,十二点半开始午自习。五十分钟看似很长,可是——从教室到食堂即使一路没有停下脚步,大概也要跑五分钟;进入食堂开始排队,如果没有抢到最前排的位置,一般要排十分钟,一楼正餐比二楼副食排队更久;吃饭同时还要和朋友们聊聊天,大概就要二十分钟;最后走回教学楼,午自习开始前去洗手间继续排队又要五分钟——其实也算不上休息很久。后来我们经常从二楼买午饭带回教室,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比如在洗手间排队的部分,多休息一会儿。然而教室里充斥着馅饼和泡面的味道导致学校很不满意,认为把饭带进教学楼影响学生学习,闻着饭味谁还能集中注意力呢?政教主任站在食堂门口检查,这又逼着我们耍一点小聪明:因为冬夏都只有一套校服,夏天时校服外套太闷太热,大家都会脱掉,老师也不好冒着让学生中暑的风险强迫我们穿上。于是我们在走出食堂大门前都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手臂,用外套盖住手中的食物。政教主任也明白我们有什么小动作,不过他从不检查女生的衣物,所以很多男生也拜托我们帮忙掩护。后来学校发现在教室吃饭的现象屡禁不止,只好默不作声地取消了检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并不总是存在,不过如果坚持一下,即使没能得到对方反省,也算是迎来胜利了。
怎么可能反省呢。和掌握权力的人较真,好一点的评价是头铁,更真诚不加掩饰的评价是自讨没趣,自寻苦吃。就像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等不来那点包容,对方也想不明白如果人人都能吃到热汤饭,又有几个人愿意每天吃副食。教室前方悬着钟点,还差一分钟左右就有人准备冲刺。如果老师愿意体谅,这天中午就能顺利地领跑人群,冲到窗口最前排。从教室出门,右转,进入楼道。人流从这里开始。教室在三楼,运气好的时候不需要在冲下台阶时减速,如果运气不好,就要一边急着见缝插针,一边又要小心规避踩踏事故。冲出楼道后来到平台,三步并作两步迈下台阶,冲上假山。假山的坡度不大不小,既没有平缓到让人直线加速,又没有崎岖到让人上蹿下跳。跑到山顶向下冲,身体前倾,脚掌用力蹬向斜坡,跨步时既是向前冲刺也是向高处飞跃,每一步都在助跑跳,跑得更快就能跳得更高,跳得更高步子就能迈过更远。

有人笑称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在八月末九月初探访中国,大概会因为学校里埋伏着这么多军事力量大吃一惊。我想如果有外国人在上学的日子探访中国的中学,大概也会大吃一惊。如果知道这是为了吃饭,说不定会更加迷惑:这种跑法俨然一场小型的饥荒。学生为了吃饭加速冲刺,横冲直撞,晚了就可能吃不上饭,难道这是什么物资匮乏的年代?大概不是吧。难以合眼必须凌晨盯着叮咚买菜之类的小程序的日夜应该也算不上是吧。有那么一段时间大街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人们在家里数着自己还剩几根茄子豆角,能用什么换来退烧药。那些匆忙躲回家里晚一步就要被拦在地钉外的日子,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的天灾人祸严加提防的日子,也算不上是战时吧。你很难给这样的时间一个概括性的定义,因为即使已经被迫团结紧密、共享信息,人们还是横渡着不同的生活经验。如果在互联网上诉苦,还可能被五十米之外的网友以“我就在这附近,根本没听说过”打假。

高一的某一天,我们班的座位排布从普通的两人一排换成了三大列,每一大列又分三小列,六到七排。这样的排布有它的理由。坐在中间的同学是横排三人中综合成绩最好的,两边的同学一个偏文科,一个偏理科。老师的意思是我们可以互帮互助。我是坐在边上,偏文科的那一个,另一个偏理科的同学也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早就非常熟络。而坐在我俩之间的那个同学,在高一下学期开始后经常考到班级第一,最好的成绩是年级第四名。
其实本来不会记得这么清楚。比起我的某个每年高考季都要大发感慨,从记忆中打捞出种种值得自夸的经历的大学同学兼同乡,我对高考乃至整个高中的记忆都已经非常模糊。尽管大学期间和毕业后我的生活也匮乏得可怜。只是我一直能记得,高一时我的数理化生差得让人头痛,好像脑子里打了个结,越是想要解开,越是会因为血液加速流动形成不治之症,所以努力也只是徒劳的努力。不过在我还因为某些理由拖着不肯放弃的时候,这个男生给了我很多帮助。比如毫无怨言与敷衍地给我讲一些他早就搞明白的基础题目,比如看到我自习课偷看各种杂志,借此逃避理化作业,就督促我和他一起写,然后对答案,给我答疑解惑。我很感激他,我想任谁也会心存感激吧。只不过在我心目中,比起理科,他更擅长的是文科。其中一个理由是他很喜欢历史,喜欢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高二分科以后我的成绩有了起色,妈妈做校访的时候,班主任说要让我保持谦虚,保持危机感,举的例子就是如果他学了文科,我也好,其他排在前面的同学也好,谁也不是他的对手。另一个理由是,虽然他也很擅长理化生,但是很多题目的解法是背下来的。这一点不仅是我,老师也知道。
背下来也没关系吧,至少他会做而我不会。当时的我就是被考试折磨到如此功利,每次都发狠地想着只要能对付过去就好了,所以并没有觉得背题目有哪里不妥。分科时他选了理科,既是他自己的决定也是他父母的决定。我们校区本来就重理科,加上当时就已经有了文科不被看好的眼光,他自己也并不偏科,选理科也算理所当然。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虽然学校有时会贴大考光荣榜,但我从未关注过理科部的排名,因此也没有想起要探究一下他的近况。直到大二的夏天,朋友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我才知道他在读高五。
至少在我的见识里,所知道的读到高五的人只有他一个。去了理科部以后他的成绩开始下滑,跟不上那些更擅长的同学。这并不是他的错。我的另一个小学同学考试时把魔方放在桌上,他可以一边答题一边解魔方。要靠拼命努力和背题来应付这样的竞争对手,实在是太难了。我无法推断他为什么没有选择及时转向文科,而是一边和下滑的成绩作斗争,一边继续面对成绩下滑。高考他考得不好,于是决定换校区复读。复读时他选了文科。某天晚上他父亲喝了酒回家,不知怎么爆发了争执,他父亲打了他一耳光,打到他一只耳朵失聪——我也并不知道是短暂失聪还是永久。第二次高考结束,他转学到另一个学校再次复读。我的班主任和他长谈了一次,劝他无论这次考得如何都不要再复读了。

之后的事情我更加不了解,这些也只从朋友那里听来,不想再去探究。后来尽管被别人甚至比我小很多的人指责不清醒、一意孤行,我也还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什么考研指导,就业指导。不仅是不相信,而且是本能地抗拒。因为你看:即使早早权衡了利弊得失,即使眼光长远,长远到在选科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了学什么才好就业,考虑到了学文科没用、至少没有太远大的前途这种今天被社会奉为真理的判断,即使家庭经济条件足够支撑他选择自己想学的那些“没用的东西”,最后的结果依然是大家未曾预料、不想看到的。对于我来说更是难以相信。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我这么讨厌那一类人,因为他们隔着屏幕听取家长意见、学生疑惑时,他们以远见者自居,发布那些对专业,对家长和学生的想法的尖刻言论时,只是在搜集着短暂而有限的信息,却想要指导别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
曾经坐在我身边的同学的生活最后走到和我相隔一个脑海那么远的距离,我怎么能相信那些本就和我隔着一个生活的人呢。但是他们还是吸引到家长们宁可站在雨里几小时也要听他们的分享会。宁可轻描淡写地在出错的新闻下留言“xxx说的是对的”,把错误都归结为新闻作者个人,归结为文科生无用,也不愿意了解是谁在添砖加瓦。

上网越久,我越觉得人们很饿。从前那个像小孩子不断探索自己从未接触过的知识一样的热情消失了,至少领到新课本首先要从头到尾翻一遍的心消失了,替代这种感情的是一种狂热的饥饿感。从前人们在食欲被满足之后尽力攀爬求知欲,现在求知欲成为了食欲的一部分,大家靠上网来“下饭”——这真是一个很微妙又很敏锐的词语。当信息可以用来下饭的时候,思想的一部分就进入了本能的领域,和食欲缠绕在一起。太饿了,饿得人心里发慌,不踏实,不安心。于是不断索取能够充饥的食物。但是没想到欲望背面从来都携带着恐惧,遂越吃越饿,吃到心虚气短,吃到人们的肠胃好像无底洞。胃是空的,只有不断填塞才不会难受,肠道是又短又直的,只要吃下去立刻就会排出来。无尽无休。

有人上网是为了听自己没听过的话,也有人上网是为了听自己爱听的话。后者也算一种信息茧房。但信息茧房的构建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一次萍水相逢的意见一致和某人产生连结,之后的某个时刻在另一个问题上分歧像海沟那样深,这才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茧房”的说法从一开始就不准确,它只是像茧一样包裹着人们,但蚕是从自己的体内吐丝,慢慢结成缠绕在周身的茧壳,而人们很少能一直从体内输出而毫无摄入,接收到的信息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思绪。所以比起茧房,其实更像是营垒,是一种军事设施。不断遭受冲击,不断从进犯中保护自己。只是求知欲和食欲混合在一起,保护与进犯的区别也变得没那么鲜明。毕竟动摇了他人认知变成了动摇他人脾胃,是牵扯到生存的大事。于是能够从交锋到议和的环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人不对事的攻击。
因此上网越久,我越觉得人们变得狭窄。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声音无人理会,即使没有看见,即使没有听到,我也相信世界上从不缺和我同样想法的人,我也不需要实际的看与听来确认自己不是唯一一个。然而事实是,即使我不愿意缩在营垒中,那些令我难以忍受的狭隘也在时刻挤压着我,试图让我放弃自己的生存空间,转而去争抢分割已经人潮涌动的那部分。

可能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吧。不过今天我发现车轮压在冻雨结成的冰层上的声音,和鞭炮声极其相似。比鞭炮更响,响得更久。又有点像枪声,不过也没有枪声那么沉闷。契诃夫给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的信里写道:“不可以把装好子弹的枪放在舞台上,除非有人要放枪。”意思是所有出现的要素都该有其必要性,不要堆砌一些没用的东西。类似的话语被反复提及,后来成为原则性的理论,“契诃夫之枪”。我的枪在开始的时刻已经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