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上帝，如果有一个什么临床病名适合我的话，我就是个颠倒的偏执狂。我怀疑人们在密谋策划要让我幸福。”—— J·D·塞林格《抬高房梁，木匠们》

我从未向父母提起过自己如何想我们现在住着的房子，或者，“家”，也可以。毕竟现在说到“回家”，指向的确切方位就是这里。现在的家也忠实地履行着它作为家的角色，比如此刻我闻得到被做成包子馅前的萝卜丝的味道，新鲜的草莓在温水里翻滚冲洗，听得见隔壁邻居装修的响声——邻居也在为自己制造一个家。
但是当谈到童年回忆的时候，我就必须要对此处加一个定语：“现在的”。以此和我十三岁以前居住的房子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虚线。说是虚线，是因为总有记忆的空隙提醒我其实始终浸泡在那段时间里，或者它们本就善于掌握时机，不断拥上来保卫着我。但线依然存在，因为空间上我不在那里。

搬家时我刚刚过完十三岁生日，从学校在郊区开的寄宿训练营回来，发现门后堆着大小纸箱。那天家里人格外多，话反常地少。家人偷偷做好了准备，却不知道为什么对我难以启齿，每天的电话里只字不提。我放下行李，客厅没有我能坐的地方，即使是我曾经无数次倚靠在上面看完一本又一本小说，编造几百道四则运算题的宽大的皮沙发。房间里板架床还在，但只有一层床单和被子供它今晚和我相伴最后一夜。我的高背椅子——原本是餐椅，可是餐桌用来堆放暖水瓶和一些杂物，并不用来吃饭，所以与餐桌配套的椅子也分散到家中各地担任不同职务。我的书桌——要带到新家，但不会再归我使用，因为新家已经摆好新的桌子。我的窗台——永远在透风的钢窗曾飞进一只蝙蝠，而我无数次在夏天放学后拉开窗子俯瞰。窗两侧都是山墙，面向大地时视线穿过一个无阻的通道。在这里可以尽情地吹家人不愿意让我吹的高楼凉风。
我坐在椅子上，手臂搭着椅背，很快就酸麻起来。我好像还没反应过来自己马上要离开这里。面前是我的床，之后是任由下一任屋主处理的废品。狠下心来这样想的瞬间，我才发觉自己第一次看到它孤零的样子。其实从前每一个晾晒被褥的日子它都是这样，只是从前它能等到晒饱了太阳的被褥回来，我也总能等到睡一个好觉的时候。床由两部分拼合起来，木架外套一层薄海绵，再套一层化纤织物。小时候只要铺一层薄被就足够了，后来我开始腰痛，但并不觉得是床的错，只以为是在长个子。还需要睡在大人身边的时候我就一直睡在这张床上。之后和它一起搬进自己的房间，直到身高长到可以绷着脚趾探到床的边缘时迎来突然的永别。
搬家后我拥有一张更大的床。最初大概四五年都不适应：明明是平躺着，四肢都在通常睡眠所要求的位置，可是醒来的时候要么脚伸到墙上——也不知是怎么做到的，甚至想继续向上伸展——要么头在床尾，枕头在床下。那段时间我睡得很不安稳，现在想起来，大概是为以后再也没有过一个安稳觉的漫长十年埋下了隐秘的爆炸物，引线是情绪的震荡。从前的床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大小刚好，足够我藏匿漫画和游戏杂志，又不至于掉到床脚。现在的缝隙宽大得多余。而我看漫画玩电子游戏的事情也早就公之于众，拥有不受家人管束的特权，同时也取消了自封的、偷偷享乐的权力。

按理说，在新家和在从前的家的年月几乎一样长，所以“新家”这个说法并不恰当。可是我做关于“家”的梦，场景永远是从前的房子。在无力主动选择的情境里我也从未梦到过现在的住处。梦里我从水泥灰的台阶向上，走得很慢、很累，一直走到顶楼的家门口。墙上贴满了小广告，但并没盖住邻居小孩画的铅笔画。单元里只有我家和另一家邻居还在用木门，那时我们经济困窘，讲求策略，笃信小偷不至于爬到楼顶偷一个连防盗门都不愿意换的家庭。我经过二楼喜欢关心别人家事的奶奶，她总是在白天大开着门，昼不闭户。我走得太累了，梦里腿抬不动，只能去扶楼梯扶手。扶手上是厚厚的灰尘。这个单元里大多数是年轻的家庭，即使是老人也没有谁需要靠扶手上下。

和妈妈一起出门的时候，坐公交车路过从前的家。院子里的樱花显然已经开落了，连叶片都长得密密实实。很多个春初的午后，我从怎么也睡不醒的午觉里挣扎出来，踩着点坐公交车去学校。天是理所当然能在作文里写的“湛蓝的天空”，蓝得诚实。春风从海上来，好像是从冰水里捞出来的，夹带着冰凌碰撞的声音。大朵大朵的樱花悬吊在枝条上。我走在树下，穿着妈妈买的、颜色稍逊于花的粉色夹克衫。栅栏之隔是荒芜的空地，地势比我们的院子低很多，立着两个球门仿佛是足球场。很久以前我会在那里坐爸爸的班车顺路去学校。之后空地被政府批准建高楼，那是当时整个市区最高的楼，纯粹的玻璃幕墙，名字也带上了“xx中心”，蓄意营造繁华。但繁华与我们无关——高楼遮盖了阳光、打地基时把楼体震出裂缝，大家忙着去向政府索赔。后来大家都搬走了，包括住在附近老住宅区的朋友们。
妈妈突然说想把从前的房子买回来，或者买这附近的房子也可以。我说我也想。但我们想买的东西其实是买不到的。

在接触到心理分析那套理论之前，我就试图找出这种无意识偏好的理由。最现实的理由并不是因为童年有多幸福，而是离开童年就立刻陷入头晕目眩。在搬家前不久我升入初中，从此开始无穷无尽的比较。我要在意班级排名、年级排名，在意重点高中统招线，在意自己兴高采烈地参加过一次文艺汇演后就掉到班级第七，在老师眼里简直不可饶恕。老师问我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我心里满不在乎，嘴上说不出要努力的话，只说这次是涂错了答题卡。终于升入高中后我更要在意全校排名、全市排名、全省排名。要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与千万人争夺一个录取通知。可是我不想在意这些，也不擅长考试。
我被迫面对无穷无尽的“能力测验”，这四个字包含的欺骗意味比我这辈子撒过的谎加起来还要重，而且更无耻，因为它掌握权力，像考生的阿南刻。我羡慕其他地区的高考居然有哲学题目，人、自由意志、重构现实的能力，而我与这些命题无关，有关的是背好要点抄写材料就能得分的“哲学与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去拿第二天甚至下周的习题提前做完。不知道其他人抱着怎样的感受去做这件事，时至今日我看到一个解读，说是学生享受领先旁人的优越感，可我并不是。优越感催生永动，而我无比渴望暂停。提前做完那些习题时我长舒一口气：终于在纸带按预定轨迹打出的、越来越密集的点与点之间撕开一个豁口，可以做一点与升学无关的事情。只要在早读的时候比别人背得更快更熟练，我就可以拿着学习机疯狂地咀嚼系统预置的现代诗。整个高二高三，我不是比其他人做了更多习题，而是比其他人看了更多闻一多、舒婷和海子，并且骄傲于他们在高考时派不上用场的性质。人人都希望，或者说需要我考出一个尽可能高的分数，就像米酒埋入地下，只等着启封的那一刻可以舀出清亮的酒汤向邻人夸耀，结果再好一点甚至可以盘算着开酒坊。但我是那个启封后被发现“幸好还没坏”、只能凑合着喝的失败之作。只是我自己很满意。我再也看不到院子里的花，所以我要报复：回头向这六年推出巨大的滚石，把自己身上落下的新芽枯草一并碾过去。